边城叙事的两栖结合传统与现代的交融(2)
【作者】网站采编
【关键词】
【摘要】小溪流下去,绕山岨流,约三里便汇入茶峒大河。人若过溪越小山走去,则只一里路就到了茶峒城边。溪流如弓背,山路如弓弦,故远近有了小小差异。小
小溪流下去,绕山岨流,约三里便汇入茶峒大河。人若过溪越小山走去,则只一里路就到了茶峒城边。溪流如弓背,山路如弓弦,故远近有了小小差异。小溪宽约廿丈,河床为大片石头作成。静静的河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,却依然清澈透明,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。
这是否与欧阳修《醉翁亭记》开篇有异曲同工之妙:“环滁皆山也。其西南诸峰,林壑尤美,望之蔚然而深秀者,琅琊也。山行六七里,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,酿泉也。”自上古《周易·系辞》“圣人立象以尽意,设卦以尽情伪,系辞焉以尽其意”的言意之辩以降,中国传统文化便有“立象以尽意”的传统。独特深邃的湘西文化,孕育出善与美相融合的茶峒,也养育了这一方淳朴的人民。在茶峒,景美,群落居民也向善、向美,憨厚朴实的老船夫,天真善良的翠翠,纵是自古污名满身、被道德观排斥的边缘人妓女,在这里也呈现出浑厚的善意。这个理想世界的“人性”之美,也是沈从文“诗意”的展现方式之一。
在现代,中国的文学理论呈现急剧的现代化转型,从传统的“具象”到现代的“抽象”是这一转变的具体表现之一。如果说沈从文以诗意化的抒情方式,通过系列的“具象”——象征爱情的“虎耳草”、象征陪伴者和孤独的守望者的黄狗、象征财富的碾坊、象征爱情的渡船,精心塑造茶峒中船总顺顺、老船夫、翠翠等美好的形象,呈现心中理想的“人性”,那么,在众多“具象”为基石构筑的抽象化主题,则是沈从文的创作契合了现代文学的转型环境。
《边城》实际上写了两代人的爱情,主线为翠翠与天保、傩送的爱情故事,副线是翠翠的母亲、屯戍兵士、杨马兵的爱情故事。翠翠情窦初开,对傩送心生情意,却因害羞而沉默,不敢将这份感情明了地告诉最亲近的爷爷。这种行为方式是少女含羞的性情所致,也是礼俗所致。有情人没有终成眷属,显然,翠翠的爱情是一个悲剧。而副线的故事篇幅简短而叙事扼要。翠翠的母亲与翠翠不同,她敢于拒绝杨马兵的唱歌示爱,勇敢追求爱情,投入屯戍兵士的怀抱,但其爱情也是悲剧。两种爱情,却有一个共同的悲剧结局。沈从文有意制造在普遍的爱情叙事中,个例的变化必须符合普遍的规律叙事。小说中多次言及“天意”“天命”等宿命论。茶峒是一个封闭的桃源世界,外界文化难以传播进来,因此茶峒人民身上体现了在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形成的一整套完整、延续已久的道德伦理体系。老船总顺顺曾说“一切皆是命”;船夫认为自己的女儿殉情,在冥冥之中自有定数;杨马兵认为翠翠的母亲最初没有与他在一起,在老船夫去世后,“自己却成为这孤雏(翠翠)的唯一靠山唯一信托人,不由得不苦笑”。可见在封建伦理体系之下,宿命论在茶峒人的思想中根深蒂固,自由的爱情必然是不被允许的。换而言之,虽有对歌求偶的“自由恋爱”风俗,但在宿命论、封建伦理的思想压迫下,女子想要求得自由的爱情,路途是艰难的。翠翠的母亲在这条路上,反抗而不得;而翠翠并没有在这种不和谐的男女秩序下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反抗,母女俩的爱情结局不言而喻。但在沈从文的笔下,这份悲剧在诗意的表达下淡化了悲剧色彩。
《边城》没有激烈的反抗,没有急剧的矛盾冲突,情节仿佛涓涓细流般缓慢地推进,沈从文将抒情传统引入自身建构的文学场域,将自然与诗意发挥得恰到好处,又抽象隐晦地表达了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之下理想道德体系的崩塌、自然淳朴民风的逐渐消散以及作者对女性自由恋爱悲剧的惋惜。
二、沈从文在《边城》中构建两栖结合的叙事世界的缘由
《边城》完成于1934年,是沈从文小说创作的第一个高峰。而20世纪30年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,资本主义在中国不断发展,民族危机不断加深,中国传统文化仍处于倍受西方现代文明挤压的状态,民族文化危机、民族精神危机不断加剧。这个时代,西方现代文明与中国传统文明的碰撞交融,成为时代文化的主旋律。这种文化状态也反映在文学创作上。沈从文在当时的历史现场,以文学创作的方式展开个人对文化交融的现实思考,试图寻找东西方文明在动荡的社会中的平衡点,表达自己的文艺美学观。
《论语·阳货》中,子曰:“小子何莫学夫诗?诗可以兴,可以观,可以群,可以怨。迩之事父,远之事君,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。”曹丕《典论·论文》称:“盖文章,经国之大业,不朽之盛事。”中国古代评论家早已看到文学所具备的社会功利作用。但到了封建后期,随着君主专制和文化专制的强化,文学成了禁锢思想、泯灭人性的利器,封建文化中轻视“人”、蔑视人性的成分也被不断强化。五四运动之后,尊重人性、建立合乎人文主义的理想社会成为一种先锋文化。在新文学之初,许多作家都把“解放人性”作为创作的主题,如鲁迅呼吁“解放人性”,周作人提出“人的文学”等。沈从文重视文学的社会功利作用,但与大多数作家、批评家不同,沈从文没有呼吁社会改革,没有呼吁阶级解放,只想通过文学的形式从根本上改变国民,从而完成理想社会的建构。但这种方式在当时的中国是不合时宜的、难以实现的。因为动荡的社会、岌岌可危的民族需要革命的方式而非和平的方式求得和平与永存。也正因为如此,在20世纪30年代,沈从文所憧憬的“人性”庙宇受到左翼作家的抨击。
文章来源:《现代装饰》 网址: http://www.xdzszz.cn/qikandaodu/2021/0624/1172.html
上一篇:利用现代与尊重传统白先勇新版昆曲玉簪记
下一篇:新星的改革精神